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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新研究员讲授“农村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
发布:2011-11-24  编审:政策文件及解读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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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上午,农村社会学高级研究班第九次课在我院中层干部会议室开课,此次课程内容为农村社会控制与农村社会变迁,由方向新研究员主讲,农村社会学高级研修班学员和社会学法学所全体成员共20余人参加了讲座。

内容来自 uwa

方向新研究员指出,社会控制是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以是否依靠外部力量、运用手段有无明文规定、运用手段是奖励还是惩罚、运用手段是强制性还是非强制性作为衡量标准,社会控制可以分为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硬控制与软控制。方向新研究员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的农村社会控制一直是以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软控制与硬控制、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等各种类型相结合。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村社会控制所运用的主要手段、方式、途径等是各不相同的;其具体特点则表现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控制、国家行政权力控制与家族自治权力控制的结合、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的结合、人情和礼俗的作用十分明显等四个方面。 copyright UWA

方向新研究员说,农村法制的运行历来都存在国家法和民间法两者互动与互补,共同调整和维系着乡土社会秩序的特点。而民间法则具有乡土性、地域性、自发性、内控性的特性,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其一,民间法的存在,丰富和弥补了国家制定法控制机制的不足,是国家法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其二,民间法是国家法的重要渊源,民间法如使其合法化、成文化、规范化后,特别是转化为国家法后,就能推动和保障国家法的顺利实施。其三,民间法与国家法共生于乡土农村,民间法模仿法的符号,比照法的构成,产生法的功效,更贴近普通生活。但国家法和民间法在法律价值取向上具有极大的不同,国家法追求的是法理秩序,代表着一套国家装置;民间法追求的是道德与人伦的礼法秩序,代表着一套社会装置。因此,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观念与实践的冲突。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应相互分工,但亦存在由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适用的领域,也就是黄宗智所说的第三领域,即处于国家正式法律与农村非正式法之间的一个独立空间。正式审判制度相应于官方政府,民间调解制度相应于民间的社会自我管理组织,半官方的纠纷处理制度相应于半国家、半社会的中间领域,正是在这里,国家与社会展开交接与互动。第三领域中纠纷处理的半官半民性质,既带来它的优点,也带来它的缺陷。在理想情况下,这套做法可兼顾官方法律与民间调解两头。 内容来自 uwa

方向新研究员提出,国家法对民间法应保持一定的宽容,面对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能采取限制抑或取消乡规民约的简单办法。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复杂的多元社会中,多元规范或多元秩序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为调节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仅有国家法还不够,在正式法律之外应该有非正式法律存在的空间。第一,不要忽视民间法对法制建设的正面作用,更不应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为借口来消灭民间法,相反应注意充分运用民间法所创设的各种积极资源。第二,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各自专有的势力范围”(如民间法之伦理生活范围,国家法之政治生活范围)内应充分尊重各自的独立性,但同时又要注意相互的借鉴和促进一一特别是在两者的共同势力范围内更不应刻意地去排挤对方的生存空间。第三,应始终坚持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在那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同势力范围内,应一方面充分保障国家法的权威,另一方面还应优先注重国家法的完善、发展;而在民间法的专有势力范围内,则应尊重民间法的生存空间。 本文来自如斯

谈到农村社会变迁问题,方向新研究员首先为大家勾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史,他认为19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传统农村社会走上了逐步解体的坎坷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全面胜利开始了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但中国农村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全面转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社会却始于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据此,他将中国近代以来农村社会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地权高度集中且经营极为分散,自然经济的解体很不充分,宗法血缘体系在广大农村并未解体,封闭状态在微观上改观不大。第二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多对社会变革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包括土地革命、农村合作化以及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第三阶段从1978年末开始至今,农村现代化变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不仅迅速地改变着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而且还强烈地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心理状态,推动着中国农村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 UWA

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走向,方向新研究员认为,第一,小康社会是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阶段。小康社会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发展阶段;第二,社会转型是农村现代化变迁的深层内容。社会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主要涉及社会体制的急剧转变、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三个方面。推进农村社会变迁,第一,要坚持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方向新研究员认为要解决法国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农村的苦恼”,必须坚持城乡空间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生态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的发展道路。第二,要运用社区发展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社区发展是以社区为单位的一种发展努力,它把动员农村居民的直接参与和主动精神视为既是解决一个社区的发展问题,也是实现更高更广层次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方向新研究员认为运用社区发展推进农村进步,在政策上,既要有针对全社会的政策,也要有针对微观层面特别是反映社区发展的政策及措施;在体制上,要注重基层社区组织体系的健全,将社会系统建立在坚实有力的社区组织化基础上;在手段上,要注重政府行为与民间活动相结合,即在政府各种制度化运作方式之外,推动社区内部及外部的各种民间组织功能的发挥。第三,要注重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人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构件。正如英格尔斯所言,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方向新研究员指出,农民既是历史变化的推动者,又是社会变革的承受人。现代化既要依靠农民,又要改造农民,这一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奇特现象造成了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也由此决定了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与复杂性。(刘艳文) copyright 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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